１８７３年的一天，英国公爵鲍佛特在英格兰格拉斯哥郡的伯明顿庄园举办了一次家庭社交活动。别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动，它却标志着现代羽毛球运动的开始。
当时天气不好，下起大雨，庄园里到处积水，来访的客人们只得待在室内。时间长了，人们感到单调无趣。这时，他们中从印度退役回来的军官提议，在鲍佛特公爵庄园的大厅玩改进后的“普那”游戏。
何谓“普那”？在印度，人们用圆形硬纸板或以绒线编织成球形，插上羽毛，练习者手持木拍，将球在空中轮流击出。一批退役的英国军官把印度的“普那”带回英国，并且加以改进，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羽毛球运动。１８７０年，英国出现了用羽毛、软木做的球和穿弦的球拍。
由于游戏饶有趣味，引人入胜，在场的贵族们都大开眼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羽毛球比赛。从此，伯明顿庄园的英文名称Badminton被人们命名为这项新的游戏——即现代羽毛球的名称，它的命名标志着现代羽毛球运动的开始。和很多英国人发明的游戏一样，最初的羽毛球比赛有一些显得“很贵族”的特别设计。所以，羽毛球运动特贵族也特英国。
羽毛球运动逐渐流行于世，从欧洲流传到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成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体育运动。
１９１８年，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时代。就在那时，这项在欧洲盛行的运动——羽毛球运动，悄然拜访了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热情而客气地接待了这位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的客人。实际上，中国人对这洋玩意儿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类似于羽毛球的运动了。当时我们的古人还给这个运动起了个很好的名字：打手毽。
那时，羽毛球这项运动不仅在少数留驻中国的外国人中开展，在外国人俱乐部的华工及青年会的少数会员也加入到这项运动的行列中来。但那时参加活动的人毕竟很少。但这至少可以说明，这项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在小范围内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这项运动主要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区的外国俱乐部、租界以及青年会内开展。
有一个贺姓青年男子在北平西人俱乐部工作，他就常在北平外国人的俱乐部里陪外国人打球。后来他年幼的儿子贺永利也经常跟着他到俱乐部玩，常为打球的外国人捡球，渐渐学会了打羽毛球和网球，并且技术还不错，因此外国人也常叫他儿子陪他们打球。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１９２６年，俱乐部的一个美国经理带来一只羽毛球，让贺永利仿效制作。贺永利拿回家后精心钻研，终于制成了一只标准用球，得到了用球人的赞赏。从此，贺家便开始手工生产羽毛球了。材料是从南京畜产公司买回鹅毛，从旧瓶厂收购瓶塞，羊皮在当地购买。球制成后专供北平美国俱乐部和青年会使用。俱乐部一冬就要用球百余打，青年会也要用几十打。贺家生意很不错。
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９年间，由于贺永利的打球技术较好并能做球，被常去看球的东亚企业公司经理宋裴卿看中，后托在英国邓禄普公司代办处工作的张克正来动员贺永利去天津东亚企业公司工作。其目的，一是开设一个生产羽毛球的车间，二是可陪公司里的上层人士打球。贺永利应邀去了天津，后因制球收入较少，生产也就停了下来。他又被调到洗染部工作，也是一边教羽毛球，一边打球。打球地点是在宋裴卿经理院内搭的一个大棚里。据说，这个棚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仍然存在。
李友珍，当时的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几十年后，这位老人说起当时的情况依旧历历在目。他说，我是１９２１年到天津青年会工作的，我在东马路青年会的体育馆内见到过有四组木制的灯架挂在墙上，灯泡是用竹皮做的灯罩罩上的，馆内有划了线的场地，这说明在我到天津前就有这项活动在此地开展。当我上任后，开展羽毛球活动就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我记得每周二、五进行固定的训练。当时的队员都为男性。
从此时开始，羽毛球运动传入民间，爱好这项运动并被这项运动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市民们踊跃观看羽毛球活动和比赛。于是这项运动开展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京、津、沪及沿海城市，开展得相当活跃。北平当时的一则报道称：“近年来欧风东渐，我国体育日渐振兴，北平于去岁（１９３１年）始，发现了羽毛球队球赛于市上，市人爱好运动被好奇心驱使，观察乃积极踊跃。”当时北平市的羽毛球组织有“青光”、“燕京”、“清华”、“西绅”、“税务”、“卜内门”、“邓禄普”等。
随后，中国的羽毛球工作者虽然历尽风雨磨难，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一运动的追求。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经过八年抗战苦难的人民群众，渴望能过和平、安宁的生活。但由于战事再起，社会又陷于动荡不安。在此形势下，少数地区仍有羽毛球活动开展，如上海，在抗战胜利后就成立了地方羽毛球协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战线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和改造原有的体育事业。当时的羽毛球活动基本上维持原状，无多大改变。活动也仅在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和一些原教会办的大、中学校里开展，参加的人数也不太多，技术水平较低，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其后，现代羽毛球运动才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
１９５３年，朝鲜战场打得如火如荼。仗该打的打，但体育运动不能耽误。没有健康强壮的身体，能驰骋战场吗？于是，这年的５月２日，全国篮、排、网、羽四个项目的球类运动大会在天津热闹非凡地举行了。羽毛球作为表演项目，有华东、华北、中南、西北和火车头体协五个单位的１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虽然这次比赛成绩乏陈可数，但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羽毛球比赛，是开先河之作。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我国的羽毛球运动员和羽毛球工作者，从艰难起步，成就了无冕之王。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华侨特别是印尼华侨，曾在祖国困难时期，为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撑起了一片蓝天。
在印尼，羽毛球运动有着尊贵的地位，为印尼羽毛球运动取得荣誉的球星，自然而然地成了国家英雄，他们有着显赫和超然的社会地位。于是，这个“万岛之国”的羽毛球技术，自然也就是国际水准的。
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让华人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特别是对于华侨运动员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喜讯。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十八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仅一个月后，就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逐步建立了地方和基层体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总司令员出席了体总成立大会并担任了名誉主席，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工作的一部分。”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
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行？１９５２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次会议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性质和任务。
这年８月，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建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时，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后改“行政”）委员主任刘伯承已先后离开，贺老总实际上是握有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第一领导人。
“贺老总，中央有意让你回京当体委主任？”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打电话征求贺龙意见。
贺龙没问其他的，只是问：“毛主席的意见呢？”
“毛主席也赞成。”邓小平告诉他。
“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贺龙毫不犹豫地说。
就这样，贺龙担任了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实权”，当时还被一些人瞧不起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成立，根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原“中央体委”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继续担任“国家体委”主任。
当时，中国没有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更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队伍。但是，贺龙元帅不气馁，总是满怀信心地对体委的其他同志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我们不是为了享现成的福，而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赶超世界体育先进水平。
贺龙元帅说话硬气，做事更是雷厉风行。要使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打好体育事业的翻身仗，首先必须建立一支懂业务、吃得苦、愿付出、团结协作、热心体育事业的干部队伍。贺龙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动员、说服和吸引那些曾在部队和西南军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贺龙选择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劳动部部长的蔡树藩为自己的副手。这位湖北汉阳人１７岁参加工人运动，２０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６月，他当选为中共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的他出席了党的“六大”会议。１９２９年，他当选为中国工人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五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锯掉左臂，称为“独臂将军”。蔡树藩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对体育尤为爱好，网球、游泳、骑马十分拿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著作中这样描写蔡树藩：“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军队转入地方工作，历任全国总工会执委、西南办事处主任，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１９５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５年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任党组副书记。他积极协助贺龙主任主持国家体委常务工作，积极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热情支持贺龙同志倡导的体育运动，为新中国建国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起任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１９５６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贺老总首先点的将，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张之槐。张之槐虽然是贺龙欣赏的体育将才，但当时，正是部队开始酝酿评定军衔的关键时刻，谁都不想在授衔之前转业到地方工作。何况体育在许多人的眼里被当作是“不务正业”，因而，他不愿意去体委工作。贺龙三番五次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再给他时间让他考虑考虑，他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张之槐说：“你光想当官，不愿意当老百姓，那怎么行？你回去再想一想，想不通，就开支部大会，咱们辩论辩论。你讲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可以不去。如果说不服大家，就得去体委报到。三天以后，听你的回音。”
张之槐回家后，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个通宵。他想到了贺老总对他的关心，想到了贺老总为改变中国落后的体育事业所流露出的焦急心情，更看到了贺老总对他的信任和期盼，他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辜负了贺老总对他的期望。
第二天早晨，张之槐就来到了贺龙家里，向贺龙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安排。
贺龙看到他态度转变，极为高兴，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小张同志，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
张之槐不停地点着头。
“你想通了就好，去了好好干，和大家一起把体育工作开展起来。”贺老总拍着张之槐的肩膀说。
后来，贺老总又用同样的办法，将１２０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张联华、东北干部大队的老队员朱德宝等运动健将都调入国家体委，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富有运动精神的体委干部队伍，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装备好了火车头。
正是在贺龙元帅的率领下，在各级体委的组织领导下，体育运动在学校、工矿企业、农村和部队迅速地蓬勃开展起来。
羽毛球运动也悄然迎来了它的春天！
１９５３年６月，印度尼西亚华侨组织了体育观光团来到国内，该团的羽毛球队由印尼的著名球星王文教、陈福寿及黄世明、苏添瑞等华侨青年组成。他们本来是应邀参加于５月份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由于当时手续的复杂，加上交通不便——要坐船在海上走一星期，还要在香港上岸，过罗湖桥入境，再坐上火车走两天。等他们到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了。
于是乎，他们便和运动会的优胜者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双方一交手问题就来了，王文教惊讶地发现，中国羽毛球的技战术水平，和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中国羽毛球的水平就这么低？没错，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的真实水平，和国际上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没法相比。中国有些羽毛球运动员一身二任，还兼着网球运动员的身份。那位刚刚获得全国冠军的运动员被王文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几乎找不到北，第一局就被切了个１５比０，第二局眼看又要磋出个相同的结果，王文教不忍心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在祖国，是和娘家人较量呀，干嘛非要赶尽杀绝，把自家人的面子剥个一干二净？手底下一松，赶紧送了几分，才算留了点面子，陈福寿也是手下留情，不好意思零封对手。之后，体育观光团就只好自己搞献技表演。
对于热爱体育的国人来说，印尼华侨队来华献技，使国内羽毛球界及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羽毛球技战术。
虽然祖国的羽毛球水平不咋地，但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等印尼华侨青年在参加印尼华侨球队回国访问期间，看到了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的蓬勃气象。新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飞扬的激情，建设的热流不停地撞击着海外游子的心。王文教与陈福寿这对好搭档好兄弟的心也炽热了，他俩私下商量，当时就想留下来不回印尼了。
然而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回到中国虽然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但回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１９３３年，王文教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市，１９４１年起，８岁的他便开始打羽毛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他已经成为印尼羽毛球界的明星。
陈福寿１９３２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自小喜爱羽毛球运动，曾获得印尼梭罗市的冠军，入选印度尼西亚国家羽毛球队，并代表印度尼西亚多次参加国际羽毛球比赛。
黄世明，也是印尼羽毛球队出色的运动员。
困难在哪？
首先，他们当时已是印尼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回国就意味着要放弃已有的荣誉和地位，一切从头开始；而由于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那么回国后的王文教也好，陈福寿也好，都没机会参加国际正式比赛，这对他们所孜孜追求的羽毛球事业来说简直可以用残酷来形容。还有，他们的离去也将会使印尼的羽毛球实力受损，必然会遭到印尼羽毛球界的反对。那么，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能同意吗？
印尼政府也真有“预见”——这次华侨羽毛球运动员到中国参加比赛，给他们发的是集体护照，５０人一张，一人不回去，别人回去就麻烦了。王文教无奈，只能跟着大伙儿一起走。先回到印尼再想办法返回祖国。
王文教痴心不改。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回国，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他一面与陈福寿反复商讨，一面继续联系其他有志回国的华侨青年。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准备，在雅加达的黄世明决定和他俩一起回国，原为印尼羽毛球队的苏添瑞则因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印尼。
接下来终于到了最后关节——瞒着印尼羽毛球队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他们在护照上均没有使用为人熟知的闽南话发音的姓名，只使用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写。在移民厅，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
这是一个光荣的选择，这也是骨肉分离撕心断肠的痛苦的煎熬！
１９５４年５月６日，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等启程，搭乘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还有不久也归来的施宁安，他们四人给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最初的火种。国家体委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立即在刚建立一年的中央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前身）竞技指导科成立了羽毛球班，以他们四人为主组建了一支“准”国家队，请他们训练高水平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考虑到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和训练场地等因素，国家体委决定暂时将天津市作为球类运动训练基地，羽毛球班便放在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馆里唯一的一块羽毛球场地开展训练。
在天津，王文教他们开始了我国羽毛球运动最初的普及和专业筹建，逐渐制订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羽毛球班的任务除了安排队员本身的训练以外，还要负责在社会上推广羽毛球运动，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这项新的体育运动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景。这一时期，王文教带着羽毛球班的成员经常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工厂、学校等单位举行表演赛，并为羽毛球爱好者进行技术辅导。
１９５５年底，羽毛球班从天津迁回到北京。不久，位于崇文门外的北京体育馆建成，羽毛球班在北京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室内的训练场地。尽管这样，训练条件的艰苦，还有生活上的困难，对王文教他们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考验。他们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每月领着２０多元的工资，暑天挥汗如雨，冬天靠烧煤球取暖。北京的寒冬，让王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海归”真是吃尽了苦头，可他们仍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努力拓荒，他们似乎只有一种生活，练，练，练啊！似乎只有一个思想：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尽快搞上去！
１９５６年夏，为了更好地推动羽毛球运动，国家体委决定在这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福建和上海分别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并将王文教他们四人分配到这两个集训队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发挥“火种”作用，带领一批年轻队员专心致志地训练。
于是，王文教又来到了福建。
从这一时期到１９６０年间，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王文教等人的归来，带回了先进的打法和理念，他们的“火种”开始向更大层面上“燎原”，除福建、上海的羽毛球集训队外，广州、武汉、青岛、南京等城市也快步赶上，相继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到１９５８年，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２０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训练也逐渐走上正轨。这些集训队伍均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有关羽毛球训练的方法为蓝本刻苦训练。
国家体委顺势而为，在此期间连续举办了多次全国性的羽毛球比赛，尽管每次比赛总是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施宁安囊括单打前四名，王文教和陈福寿包揽双打冠军，但这些全国性比赛的密集举行，使得这项运动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参赛的运动员成几何级增多，技战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１９５９年开始在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羽毛球运动的发展遭到挫折，一些省市的集训队被迫解散，王文教等四名大将所在的及一些基础较好的福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成为硕果仅存的几支羽毛球队伍。
而此时，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由于多年征战，伤病缠身，生活物资包括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开始逐渐淡出运动员比赛生涯，而转为专心做教练。所幸的是，此时又有一批生龙活虎的归侨运动员相继回国。
他们在祖国最困难时期，选择回国，为祖国的羽毛球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傅汉洵、吴俊盛，还有女运动员陈玉娘、梁小牧、梁秋霞等人相继回国，他们分别被选入了福建和广东等羽毛球集训队。这就意味着，中国羽毛球运动光明的前景必将为期不远了。
动力有了，发展与进步自然不成问题。到１９６３年，我国羽毛球队的技战术水平不仅没有大幅度下降，反而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可不是吹的，这是靠战绩说话。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间，我国羽毛球队先后打响了四次战役，无疑为其成为“无冕之王”奠定了基础。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１日至８月１２日，印尼羽毛球队访问中国。与上次印尼羽毛球队访问中国，正好隔了十年。十年不长也不短，但十年后的中国羽毛球水平与十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这次，印尼羽毛球队仍然阵容整齐，实力雄厚，他们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１年曾两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是绝对的国际超一流球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印尼队分别与中国队和中国青年队进行了两场比赛，结果全部告负。之后，福建队、广东队、湖北队又先后与印尼队比赛，都大获全胜。这并非偶然，而是充分说明了中国羽毛球水平的飞跃。中国羽毛球选手的出色表现震惊了世界羽坛。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羽毛球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并夺得女团、男单两项冠军。
１９６４年，印尼羽毛球队在实现汤姆斯杯三连冠后再次来华访问，他们同样派出了最强阵容。但是，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较量中，印尼队接连输球。
……
一系列比赛表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技战水平已经赶上了世界强队的水平。
此后，１９６５年秋，以汤仙虎等人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又出远门，出访北欧，与世界劲旅丹麦队、瑞典队共进行了３４场比赛，以３４比０大获全胜。有趣的是，丹麦、瑞典队输得很不服气，还找一些歪道理为自己解脱，说是秋天的气候对他们不适，４月份才是状态最佳的季节，表示希望中国邀请他们去中国比赛。
“中国羽毛球队了得！”
“中国人了得！”
“中国队不愧为冠军之冠军！”
“中国队是无冕之王！”
……
世界羽坛为之惊呼！
这可乐坏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贺老总。
１１月５日下午，北京体育馆。
“你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要好好总结经验。”贺老总接见从北欧凯旋的中国羽毛球队全体人员时兴奋地说。
对这次出征北欧的胜利，贺老总总结说：“你们这次打得不错。第一条，政治挂帅，脑子里有祖国、党和毛主席。第二条，你们流了汗水，用了脑子。”“丹麦队还输得不服气呢，他们提出希望访华，再比高低。”这时，有人向贺老总介绍说。
“好啊！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贺老总满怀豪情地说。
“哈哈哈！”
“哈哈哈！”
会场一片欢笑。
“你们赢了球，人家不服，要让他们心服才行。你们胜了，但不可轻心，不可骄傲，要先集训，而且要训练好，我看你们有人反手和腕力还不够好，要补上来。”贺老总继续热情洋溢地说。让贺老总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在２０多年后，在他的湖南老家一个叫安化的地方，居然靠着羽毛球称雄世界。
１９６６年４月，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如约来华，与中国羽毛球队再次较量。尽管他们奋力拼搏，发挥出最佳水平，但还是输给了中国队。这次，他们服了气，自叹不如。自此，中国羽毛球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
此后不久，中国进入“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各项事业停滞不前，羽毛球运动也不例外。“文革”前期，羽毛球界的著名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都被下放到农村了，训练根本无法正常进行，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大幅度下降。
让人庆幸和感动的是，王文教、陈福寿、杨人燧等人在下放期间，虽然身处逆境，甚至前途未卜，但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羽毛球事业。他们联名上书，恳求党和国家关怀来之不易的羽毛球成果，不能让它毁于旦夕。
任何事物都会有拐点，中国羽毛球的拐点出现在１９７１年。
此时，贺老总已经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悲愤离世，但他播下的体育种子，已经广泛地埋在祖国的土地里，正在破土发芽。
１９７１年新年伊始，一个好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羽坛：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家体委成立羽毛球国家队，任命王文教为总教练，陈福寿为副总教练。
当时，中国羽毛球人激动得泪流满面啊！如同给了再次生命。
中国羽毛球的对外联络也开始恢复：１９７１年年底，汤仙虎、侯加昌出访加拿大，打破了封闭的局面。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国家体委于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举行了全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自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参加羽毛球比赛的单位有福建、广东、上海、江苏、辽宁、湖南、湖北、浙江、福州部队、广州部队、云南、广西等１２个单位。各项冠军的获得者：男子单打侯加昌；女子单打陈玉娘；男子双打侯加昌／汤仙虎；女子双打陈玉娘／梁秋霞。
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行，大大推动了各省市羽毛球运动的开展，下放到农村和干校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先后被调回。到１９７３年全国已有２１个省、市及部队相继恢复和新建了羽毛球队。从这年开始举行全国性的比赛，并增加了少年赛及分赛区。
此时，这股春风拂满位于中国南部的整个湖南！
湖南羽毛球男女队多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优秀运动员梁秋霞、李方等，在国际比赛中多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成绩的取得，湖南羽毛球奇迹的创造，同样与归侨的奉献分不开。
归侨教练赖家椿、卢文轩便是杰出代表，在湖南羽毛球的历史上，他们值得大书特书！
１９３４年夏，卢文轩与赖家椿先后出生在广东省海南文昌县堆富村。村名“堆富”，可是，赖家和卢家都穷得叮当响。两个命运相连的小伙伴从小给人家牧牛，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怎么也没料到，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他们两人竟然会为了一个叫“羽毛球”的运动，而共同奋斗终生。
１９４７年，赖家椿和卢文轩都已１３岁了，年纪不小了，总得让他们出去找点事做。赖家椿有一叔叔在曼谷与人合伙开一间咖啡馆，而卢文轩的父亲也在曼谷一家馆子里端咖啡。让孩子们也出外闯一闯吧，或许能混口饱饭吃。两家的想法不约而同。为了坐船能买半票，他们将年龄改为１０岁，随着他人，漂洋过海来到曼谷。
赖家椿就在叔叔店里做工，而卢文轩的父亲给人家端了一辈子咖啡，饱受欺凌，下决心要为自己唯一的儿子谋一个比自己有出息的工作。他勒紧裤带，将卢文轩送到华侨办的启光小学读书。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父亲失业了，卢文轩只得再去端咖啡。
这年底，卢文轩辗转到“林新亚金店”当学徒。一年之后，赖家椿也被这家老板看中。于是，这两个小伙伴天天在一起做工，一干就几年。
新中国成立后，侨居海外的穷苦人，谁个不思念祖国和家乡？于是，他们白天做工，晚上偷偷地与同乡伙伴一起念书，为回国做准备，谁的文化水平高，谁就当教师。
一天夜里，他们７个同乡正在读祖国的进步书籍，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最后，花了近４０００元泰币，才免遭逮捕。可是，卢文轩却被老板辞掉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钻石店加工钻石首饰。他失业的父亲还要靠他接济生活。
这期间，赖家椿的叔父也破了产，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但每个华侨每年还必须交４００元泰币购买“随行证”！生计雪上加霜，举步艰难，再加上不公正的待遇，这让他们更加郁闷。于是，赖家椿和卢文轩决计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１９５５年初，这两个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小伙子的宿愿实现了。
当他们一踏上汕头码头时，立刻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出乎意料的是，人民政府还决定让他俩和其他归侨子弟去读书。
“读书？我们没有钱啊？”当时，这两位在曼谷闯了整整８年的小伙子，两囊皆空。他们的行李简陋无比：一人一口皮箱，内装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除此之外，还有两件“贵重”物品：一块两人合买的手表，一架朋友送的破相机。
“哪来钱读书啊！”
“不要急，政府会照顾你们的。”
几天后，他们乘坐宽敞的交通车来到广州市华侨补习学校（现暨南大学）。三个月后，两人都考上了初中二年级。
到哪里去上学呢？
两位患难与共的伙伴商量：毛主席是湖南人，湖南物产丰富，到长沙去吧！
学校批准了他们的志愿。不久，他们双双北上，来到长沙市一中。在这里，老师和同学们热情地关心他们的学习，学校为他们准备了铺盖，还发给零用钱。
赖家椿与卢文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打羽毛球。在曼谷时，打羽毛球曾使他们获得了乐趣。早晨，天刚亮，他们就偷偷地爬墙到寺庙大殿去玩一阵。来到长沙市一中后，他们可以在业余时间随心所欲地玩羽毛球了，并作为长沙市羽毛球队队员，在湖南省的比赛中，获得一级运动员称号。
于是，他们便与湖南体育结缘，与湖南羽毛球结缘了。
１９５８年８月，赖家椿和卢文轩双双被选进湖南省羽毛球队。在第一届全运会上，这个队获得团体第８名。１９６５年，一跃成为全国第３名。不久，赖家椿和卢文轩先后被任命为湖南省羽毛球队教练员。“文革”的动荡，也没有动摇这两位归侨教练坚强的事业心。
现在，羽毛球的春天再次来临了，他们鼓足了劲，要为此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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