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之后,湖南省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见196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要求,将体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完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和人员。1954年2月7日,任命张经、肖敏颂任省体委副主任,6月8日任命唐麟为省体委主任。1956年4月,省体委机关由1953年的二科一室一场调整为四科一室,即运动竞赛科、群众体育科、干部训练科、计划财务科和办公室。行政编制由37人增至64人。1957年5月成立湖南省国防体育协会。1959年3月,国防体协合并到省体委,机关设八科一室,即人事科、宣传科、运动科、群体科、陆上科、航海科、航空科、器材料、办公室,行政定编66人。1955年4月之后,程星龄、何能彬先后担任省体委主任。
各市、专署(州)、县的体委,至1958年除嘉禾和常德县直到70年代初才成立外,其他均设立了机构和人员,实施委员制,地、州、市体委行政人员为2—7人。县级体委1—2名专干,与文化或教育合署办公。
这一时期,各条战线也加强了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1954年,省总工会配备专职体育干部。次年,经过试点,普遍建立基层职工体育协会。1957年底统计,全省共建立基层职工体育协会2166个,会员18.48万人。其中,1953年1月成立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株洲分局理事会;1957年3月成立中国邮电体育协会湖南理事会;1959年1月成立了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长沙局理事会。
其次,竞技体育训练活动开展起来。在学校田径、球类、武术等项运动普遍开展,小型多样的竞赛活动经常进行的前提下,竞技体育运动队的组建,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年,湖南省体委为中南区体委选招了14名湘籍运动员,代训女子排球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湖南组建的第一支运动队。1956年开始组训省运动队,至1957年,先设女子体操、女子排球和男子篮球3项,集训运动员20余人。1958—1959年2月,为迎接1959年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组训的运动员队伍扩展到300余人。运动项目增至27项。为此,还于1959年5月举行了湖南省第1届运动会,各地(州)、市和省直机关的1366名运动员,参加了24个大项的比赛和6项表演赛。1959年9月,湖南省组成以何能彬为团长,396名运动员的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届全运会29个大项的预决赛,获得团体和单项的1—12名52个,其中金牌3枚、银牌2枚、铜牌4枚。
随着竞技体育的兴起,全省的业余青少年训练于1957年起步。当年,衡阳、长沙、常德、邵阳各试办了一所业余体校,1958年发展到42所,但坚持经常训练的只有5所。同时明确了业余体校的任务是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和群众体育骨干,同时向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训练方针是“从小培养、打好基础”。1958年还在长沙的岳麓山下创办湖南省体育学校,年底并入湖南体育学院。
再次,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得到了加强。两者的中心内容是推行“劳卫制”和推广广播体操。学校体育在这一时期还突出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学习苏联体育理论,采用苏联的分组轮换教学法改进体育教学;二是体育师资培训。据1951年的统计,全省中等学校(含中师、中专)310所,学生19.8万人,专兼职体育教师369人,平均536名学生才有一名体育教师。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加速体育师资培养。省教育厅及省体委举办短期教师培训班7期,培训教师1700人次。1956年创办长沙师专体育专修科,1958年新办湖南体育学院,长沙师专体育专修科并人该院,以加强体育师资培训。三是学校课外体育活动蓬勃开展。除了普遍开展田径、球类和体操等体能型活动外,在许多中小学还开展了航空与航海模型、射击和水上运动等国防体育活动。1956年开始,各级各类学校还成立了体育协会,部分学校还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
这一时期的群众体育重点抓了宣传发动和活动组织工作。各级体育部门把发动社会各阶层人民参加体育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经常利用报刊、宣传画、广播、电影、体育比赛等形式,宣传体育运动对增强人民健康,减少疾病,提高生产、工作和学习效率,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与科学价值。群体活动的组织重点在职工体育和农民体育活动。据1959年12月省总工会和省体委联合调查统计,从1956—1959年,全省职工(含机关干部)达到“劳卫制”及格标准的有12.45万余人。据衡南、平江等39个县体委1960年统计,农村体育有广播体操、射击、球类、游泳及传统体育项目等内容。永顺、保靖、辰溪、攸县、临澧、浏阳、汉寿、桃江等县在50年代末举行的县运动会,农民运动员占一半左右。湖南还分别于1958年9月和1959年1月举行全省首届工人运动会和农民运动会。
左的思潮对这一时期的体育工作形成一定影响。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一部分体育工作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右派帽子而离开体育工作岗位。大跃进的浮夸风也刮进体育训练和教学之中,鼓干劲、放卫星,提出了一些虚夸数量和盲目的目标,对体育活动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