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体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００９年２月中旬至５月中旬，对常德、邵阳、岳阳、娄底、益阳、长沙六市的桃源、洞口、汨罗、涟源、新化、沅江等１５个“全国体育先进县”和双峰、邵东、绥宁、安化、安乡等２３个非“体育先进县”进行了系统考察，与各县（市、区）党政领导、体育局长、群体科长、科员及体协会长、会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学校老师、俱乐部经营者、城镇居民、乡村农民等各阶层群众进行了多方面座谈或深度访谈；并以湖南省体育局的名义向全省各县（市、区）发放调查表，较全面地调查了解考察了各县（市、区）体育行政管理、体育场馆利用、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俱乐部经营及学校体育、城镇居民健身、乡村农民体育、体育产业等相关县域体育发展的多方面情况。同时，综合了贵州省的调查数据。

　　（一）弱势群体的体育活动处于弱势
　　县域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发展的差异性十分明显。体育主要流行于“优势”群体，弱势群体的体育活动明显处于弱势。
　　１．机关及经济强势行业体育活跃，普通居民的体育活动缺失调查中发现，县域体育发展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烟草、电力、税务、通讯、银行等经济强势部门，经费与场地能得到保证，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多，活动较为频繁。湖南省邵东县的篮球比赛以俱乐部形式参加，俱乐部成员大都来自民营企业，２００８年每队每次报名费上升到３０００元，最多时有１５个队参加。机关工作人员是工薪族，时间安排有规律，体育锻炼坚持较好。而普通居民区以及经济发展处于窘境的单位，体育活动显得冷清。
　　２．体育竞赛活动多，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不经常
　　各地都热心于一定规模的体育竞赛活动。竞赛活动影响大，能吸引舆论关注，吸引资金流入，能提高体育的社会地位，体育行政部门对举办竞赛活动比较感兴趣，努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办竞赛，促使体育赛事逐步向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发展。各县（市、区）几乎都持续举办了学生运动会、大众运动会、老年人运动会、机关干部运动会等。这些活动与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计划联系紧密，大多数县（市、区）以政府名义发文，自上而下层层发动，精心组织，群众响应积极，参与广泛。机关干部（有些地方称领导干部）运动会则大都由各地自己安排，伴有提高参与者体育兴趣、发挥社会示范作用等多种功能，项目不多，以普及型、趣味型为主。但是，经常性的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却缺乏宣传发动，持续组织，任其自主自由发展。
　　３．城镇和亚城镇体育活动呈发展趋势，僻远山区居民不知体育为何物
　　随着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及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亚城区乡镇、富裕乡镇农村居民的锻炼意识增强明显，努力享受体育健美乐多功能效益，提高生活质量，根据自己的习惯坚持锻炼的兴趣越来越浓。参加各类健身操、舞蹈、走步活动的人群不断扩展；以兴趣为纽带而自愿组成的各类体育协会活跃，尤以老年体协突出，几乎都有固定锻炼场所，体育活动按计划开展。澧县兰江公园是一个不足３００亩的空间，傍晚跳舞散步者有三四千人之多。在一些亚城镇区域里还建有体育运动队伍，平时有活动，农闲、节假日有比赛。涟源市斗笠山镇、伏口镇等经济强镇约４０％的村有体育活动场地，两镇有两个篮球俱乐部、三个乒乓球俱乐部，镇与镇之间经常打交流赛，经费自筹。
　　在僻远山区，则绝大多数居民不知体育为何物。现在，农村青壮年大量涌入城镇务工，留守农村的都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青壮年人很少，体育活动无人组织。过去农村常见的传统武术活动、春节舞龙舞狮，现在很难见到了。据湖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对湘东某县的调查，农村现在人口中，３１％的男性常饮酒，６６％的男性常吸烟；既往病史中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分别占１２％、２９％、４％；体质指数显示超重及肥胖的比例为２０％；６２％的调查对象业余时间坐立在１５小时／周以上；９３％的人从不或极少体育锻炼。
　　体育人口是反映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亲和程度和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体育人口的一般标准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３次及以上，每次参加锻炼的时间在３０分钟以上，每次锻炼的运动强度在中等及以上，称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贵州省的调查结果显示，体育人口在县城、乡镇和村寨三者间的分布都很低，县城为８．２％，乡镇为５．７％，村寨为２．０％。仅有３．９％的县域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远远低于２００７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２８．２％），也分别低于全国城镇居民（１３．１％）和村寨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４．１％）。在县域内部，县城、乡镇和村寨三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层次差异，反映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的欠开发、欠发达状况。县城处于城乡之间的枢纽位置，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参加体育健身的人口相对要多；村寨的经济发展缓慢，成为全民健身的最薄弱环节。

　　（二）体育被边缘化，管理缺位
　　在“人治”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重视体育的县里领导加工作得力的体育局长”，是县域体育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一些县（市、区）体育持续发展，分析其原因，几乎都和这两个因素有关。领导重视，能给政策，能协调，能支持经费，能亲自参与体育产生社会影响，如果再加上体育局长得力，能干事会干事肯于事，便能干出一个体育好局面。湖南安乡县从２００６年以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体育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把体育纳入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议事日程，政府办公会议每年专题研究几次体育工作；动员各部门各单位都来重视体育，支持创建“乒乓球之乡”，并将其连续三年载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给予政策保障、经费支持，以此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体育局长懂业务，有激情，会办事，群众体育参与率持续上升。邵东县是湖南各县体育场地建设最好的县之一。多届领导一如既往支持体育发展，每年安排的体育事业费（不含专项经费）超过１００万元；体育局长在任１５年任劳任怨。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一流的体育中心。
　　湖南省大多数县（市、区）体育发展并不乐观。领导阶层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上，对体育发展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经济建设、国家强盛的基础等基本理论来不及研究，对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来不及关心与支持。而县（市、区）体育局心有余力不足，体育工作举步维艰。出现“群众心里热，领导头脑冷，体育局在中间急”的尴尬局面。
　　县级体育行政部门是县级政府职能部门中的弱势局，不少地方的县级体育管理部门长期处于无权无钱境地，号召力不强。“不想干事可以不干事，干事与不干事都没人叫你干事”。舆论关心少，权力边缘化。大部分体育局努力开展活动是要向领导和社会表明：“体育局还存在”。在这样的境况下，真正想在体育局安心工作的不多。不安心就干不出成绩，干不出成绩就得不到领导重视和其他部门及社会的认可，得不到认可就更不安心，进入恶性循环，致使县市体育局长来来去去更换频繁，体育管理干部队伍不稳定。有相当多的县（市、区）体育局变为当地干部“安置局”：一是“安放”失意官员；二是“安排”拟提拔人员；三是“安置”退伍军人。某县体育局三年内安排了９个退伍军人；还有一个县级市体育局现有职工４１人，有退伍军人１１人，占１／４强。相当一部分县的体育工作开展困难，欠账多。在许多地方，全民健身计划只是一句口号，缺少相应政策资金保障和措施驱动，全凭群众自力更生、自主发展；“体育规划”长年停留在纸上和领导报告中。人民群众体育锻炼空间紧张，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居民体育锻炼缺失等现象普遍存在。

　　（三）体育场馆被破坏侵占速度快于建设速度
　　多数县将体育设施设建纳入城镇建设规划，进入县（市）人大会议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湖南澧县、长沙、新化等县的体育中心建设已进入或选址或设计或筹建阶段；涟源市体育馆２００６年建成，投资３０００万，有３０００个座位；邵东县体育中心功能齐全，集健身、训练、竞赛、娱乐为一体。农民健身工程建设成为改善农村体育设施的“历史性功德”，“健身路径”设置成为城镇社区崭新风景线。但是，绝大多数地方的体育设施建设规划都停留在政府的文件里和领导的嘴巴上，限于决策者意识及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规划往往很难实现，其建设速度大大慢于破坏速度。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南各县城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及乡镇机关，几乎都建有篮球场，有些还配有灯光，如今所存无己，大都被楼房占用了。
　　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时，体育场馆四大件“二场一池一房”（标准田径足球场、带看台灯光球场、游泳池、训练房）是硬件，缺少一件便不能达标。当时，各地都选择最佳地段予以建设，对促进城镇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求、开展体育训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城镇体育场馆地处黄金地带而成为“唐僧肉”，人人想吃，或划归学校（单位），或挪作他用，或被侵占建商品房，或被改造为广场，致使公共体育活动场地丢失现象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据对湖南２６个全国体育先进县的统计，“四大件”俱存的只有宁乡、茶陵、耒阳、慈利、洪江五县区，仅占１９％；田径场只存１４个，仅占５３．８％；游泳池只存１０个，仅占３８％；训练房只存６个，仅占２３％；篮球场只存１１个，仅占４２％。桃源县１９８７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批体育先进县，被湖南省政府授予“乒乓球之乡”，“四大件”一应俱全。现在，原体育场早被开发为商贸城，现有的体育场为后来搬建，场地里杂草丛生，看台已成危险建筑，一间简易训练馆下雨即漏，其他场馆消失殆尽，更无配套设施。新化县系“全国体育先进县”、“国家举重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和“全国武术之乡”，８００个座位的县体育馆建于１９７３年，历经３６年风雨，已成危房还在使用。长沙县是经济５００强县，称“三湘第一县”，县城所在地星沙镇是国家级长沙经济开发区，１０万人口，现有公共体育活动场地仅为不足５００ｍ的老年活动中心，是一个既为门球场，又为羽毛球场的“多功能”简易运动场。铺上毯子打羽毛球，卷起毯子打门球，每天都卷、都铺，“一地多用”。
　　非体育先进县公共健身场地更不乐观。娄底市娄星区１９９５年建的训练房弃置多年，没有维护，窗户、墙体斑驳，屋顶漏雨；紧临训练房的游泳池，半池死水，杂物飘浮其上，零乱不堪，不堪使用。双峰县一个县没有游泳池，没有塑胶跑道，仅有炉渣广场一个。该县沙塘中学（初中）学生５６０人，没有操场，学生体育锻炼即课间操时，就在学校周围的山上“跑操”；该县青树坪中心学校６０００余名学生，体育器材总值不足１万元。
　　体育活动场地紧张是各县“通病”。据对湖南７０个县市（含全国体育先进县２６个）的统计，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仅０．０７平方米。汨罗市篮球协会长期因找不到场地而困惑，每年的篮球联赛想尽一切办法借场地。一是到下属球队单位打球；二是向学校说好话去县一中、二中打球；三是去有球场的单位如汨罗市人民医院打球。医院最大的不便就是经常碰上重病人逝世，要用球场办丧事。“活人不敢与死人争地盘”，联赛不得不中断。

　　（四）体育经费短缺
　　经费匮乏是县域体育发展的最大瓶颈。据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期间，湖南省５７个县（市、区）平均年度体育经费财政拨款为２０．７２万元／县，占县（市、区）财政收入的０．２１％；居民人均体育经费为０．３４７６元；县（市、区）体育局年度实际支出平均为４０．１３万元，负率为４８．３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湖南省５４个县（市、区）平均年度体育经费财政拨款为４６．１６万元／县，拨款额有了较大增长。这期间，各县（市、区）财政收入有大幅度增长，而体育事业费所占财政收入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可见体育事业费投入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同步。期间，县（市、区）体育局平均年度实际支出为８１．９万元，负率为４３．６％，较上一个时期仅下降近５个百分点，无明显差异性；居民人均体育经费０．８３３２元，比上个时期有大幅增长。但具体到每个县（市、区）差异很大。以湖南邵阳市为例：邵东县是个富裕县，每年县财政安排的体育事业费超过１００万元；而同属邵阳市的邵阳县，是个省级贫困县，全县人口１００万人，每年县财政安排的体育事业费仅为５万元，人平５分钱。市属区体育经费更少。邵阳市大祥区，３０万人，２００９年财政安排的体育事业费为２５００元，老年人体协经费５０００元，加上市体育局补助２万元，全年体育事业费不足３万元；该市北塔区文体局（含文化、体育、文物和版权），每年财政安排的事业费仅１４４００元，２００９年借执法检查增加了１万元。
　　经对３８个县（市、区）的实地调查，人均体育经费达到１元／年的只有安乡、安化、绥宁三县，其他县（市、区）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多数县（市、区）人均体育经费在０．３～０．６元／年不等，政府只给财政拨款人员“保工资”，每年只能安排少量体育事业经费，体育专项活动经费临时申请追加，其结果能给多少一要看领导的“手指”如何盘算，二要凭体育局长的“面子”有多厚。
　　各县（市、区）体育产业市场沉闷。据湖南省７９个县（市、区）填表统计，只有２８个单位填报有体育产业经营活动，占３５．４４％。内容以体育彩票为主，其次是门面和场地出租；体育本体产业项目经营有游泳、羽毛球、旱冰、乒乓球、武术等；从业人员４３８人，总收入为１９８１万元，平均每人年创收入为４．５万元。可见各地体育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确，市场狭窄，创收能力很弱。几乎所有县（市、区）体育局长都深感底气不足，成天都在为筹集经费疲于“汇报”跑关系，劳心费力。对体育有感情者尚能“苦中作乐”；在岗不久业务不熟者则“苦不堪言”；不愿“有损尊严”“为五百元折腰”者干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县（市、区）举办的很多体育竞赛活动，目的多为借此平台“筹点钱”。县域体育行政部门本是一个带领全民健身的机构，自身却长期虚脱到争取“社会救助”和“输血”的地步。其下属的业余体校教练工资待遇低，优秀教练匮乏。湖南除新化、安化少数几个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外，其他县（市、区）体校教练员工资多在８００～１４００元／月之间。汨罗市是个体育环境较好的地方，市体育学校四位教练中，有一位是中学高级教练，三位是中学一级教练，月工资分别为１４００元、１３００元和１０００元，而当下湖南农民工工资尚在８０～１００元／天，折合每月工资达到２４００～３０００元。留在县体校的教练多为中老年教练，年富力强、有专业、对体育有认识、能训练、能指导的优秀教练员大都因为体校条件差、待遇低而请不到、留不住；碰上机会想引进教练时又往往因编制限制招不进。

　　（五）农村居民体育缺失
　　县域群众体育主要表现为“贵族娱乐”，体育资源享受分配不公。体育参与人群集中表现为工薪人员、离退休人员、经济强势单位职工及财力较好的部门职工。城镇居民尚能享受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成果，可以在河堤江畔、广场公园坚持健身与休闲活动，如散步、健身操、太极拳、腰鼓乐队等健美乐运动。而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体育缺场地，缺组织，少意识，农民的体育活动极少。目前，大面积的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农民，仍处在解决“吃”“穿”“用”生存基本条件或曰脱贫的初级物质需求阶段，尚未进入参加体育活动的享受阶段。一县之中，除了离城镇较近、经济较好的少数几个乡镇外，大部分农村仍属体育的“荒芜原野”，“体育空气稀薄”，除电视节目中传输的体育信息外，几近“体育真空”。全民健身实施已有１５年，农村“山还是那座山”，农民熟悉的依然是“篱笆墙的影子”，几乎不知全民健身计划为何物。多位受访人笑言：“我们天天劳动还要去跑步做操么？”“麻将是我们农村推广得最好的竞技项目”！
　　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农村乡镇体育活动需要有人组织，否则就无法开展。但是，在乡镇，管理、组织体育活动的工作人员几乎为零，更毋论管理水平的高低了。湖南桃江县体育局一位干部说：“基层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下基层不知道去找谁，农村体育工作没有‘脚’，如何行动？”目前湖南的乡镇大都配有上百个干部职工，但行政干部（公务员）少，事业站所人员多，更没有管理群众体育的干部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编制。某县一个镇政府大院，挂有５３块牌子，就是没有体育牌。与乡镇的年轻干部们谈起体育，国际国内，口若悬河。一涉及农村体育，则满脸无奈。乡镇没有体育管理人员，说明体育从意识上从行为上根本没有“下农村”。农村体育盲点多，这是制约县域体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六）业余训练办学艰难，体育后备人才贫乏
　　业余训练办学艰难，体育后备人才贫乏等现象十分严重。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县、市两级训练网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基础，县级青少年体校处于三级训练网的基础环节，是培养高水平竞技后备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竞技体育重要的后备人才库，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青少年体校面临的生存难问题日益严重，湖南省坚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的县（市、区）已不到２０％。２００７年１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为此制订并发布了《湖南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条例》，但这部法规性文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
　　体育后备人才越来越缺乏的主要原因有：
　　１．中小学生符合体育后备人才素质者太少
　　虽然国家和省里多次颁发有关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事实上，学生体育锻炼时间仍在继续减少，许多地方甚至严重不足，能保证学生每天１小时体育锻炼时间的学校不多。据悉，上海市有５１．３％的学生每天锻炼时间少于１小时；女生平均每天锻炼时间要少于男生，高中女生平均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仅为５１分钟。这是上海这样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央直辖市的水平，湖南省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校视上海宛如“太虚幻境”，许多地处偏僻山区的学校首要问题是解决教室、课桌与板凳，无条件企望开展体育活动。
　　学校体育缺失的主观原因是追求应试教育追求升学率无视学生健康；客观原因是经济贫乏，不能为学校提供必要的体育条件，导致学生体质状况严重，虚胖子、近视眼多。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学生的近视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小学生近视率已达３４．６％，高中生近视率达７０％，我国青少年因近视致盲的人数已达３０万人。湖南现在将初中与高中分开办，体育传统项目到高中才抓，不利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学生到１５～１６岁才开始进入体育系统训练，而高中只抓高一一年，到高二便开始高考“备战”，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化成绩，体育训练得不到保证。一些地方的体育局和教育局在体育工作的部署上缺乏协调与合作，也是出不了人才的因素之一。
　　２．优秀后备人才选拔途径不广，输送率不高近年来，青少年体校招生难的困扰日益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训练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以专业训练为主的高级、中级、初级三级“金字塔型”体制，虽有利于促进体育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后备人才的选拔，但同时也存在高淘汰、人才选拔途径单一等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三级网内逐级输送的比率约为１００：１，人才被大量淘汰。然而，人才淘汰的成本主要由中级、初级两级负担，其对应的行政区域就是市、县两级。同时，受全运会指挥棒影响，在“举国体制”的大金字塔内，“举省体制”的小金字塔普遍存在，进而又限制了专业运动人才在省际之间的交流，挫伤了市县开办业余体校的积极性。加之现行竞赛制度迫使基层训练急功近利，不少少年运动员很难成为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导致青少年望而生却，直接后果便是体校招生难。
　　３．学习训练矛盾尖锐，体校学生升学、就业两难
　　中小学学生参加业余体育训练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一是体育专业技术要求高，全世界同一个标准，竞争残酷，成才不易；二是社会就业门路多，不必挤体育“高架”桥；三是体育人才退役后受业门路少，后顾之忧重重；四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娇生惯养，家长怕孩子吃苦，孩子更怕自己吃苦，对参加体育业余训练感兴趣的青少年越来越少。
　　国家明确规定，各级青少年体育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体育运动训练要达到一定的竞技成绩水平，必须有足够的训练时间作积累。在中考、高考指挥棒控制下，中小学学生学习负担十分繁重，有的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多达１０个小时。青少年体校的学生还要参加体育训练，经常离校出去参加比赛，学习和训练的时间矛盾尖锐。
　　基层体校肩负人才输送与竞技成绩两副重担，往往忽视少年运动员文化学习，致使业余体校学生文化成绩普遍较低。文化素养的欠缺，不仅阻碍体校学生成为体育竞技领域更高层次的优秀人才，还导致升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后续问题的出现。随着高考体育特招政策的不断弱化，体校学生升学压力剧增，家长们忧于孩子出路，迫其放弃在体育领域发展，体校学生便越来越少。
　　青少年体育学校“重体轻文”，挤压了学生的文化学习时间，在培养过程中因“短期效应”影响，忽视道德教育、文化教育。体校大多数无缘进入更高体育训练层次的非尖子运动员可能因为文化水平低、生活技能差、社会就业难而被边缘化；受“唯金牌论”影响，周期性综合性大型体育竞赛中的假户籍、假身份证、假学籍、假参赛证、青年打少年、大龄打小龄残酷现象，使社会对体育竞赛的公正公平产生怀疑，对业余体校认可度低，家长不愿送，学生不愿进，导致招生难。
　　４．业余体校条件艰苦，师资力量薄弱，高水平教练员青黄不接６９国家财政下拨的体育经费大都投向了高级训练层次，中级、初级训练层次长期处于经费短缺的困境。县级财政投入的体育经费，满足不了体校正常运转的需要。偶有大额资金投入，大都用于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而这些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建设初衷的场馆，基本上不能服务于业余训练；很多业余体校的基本训练场地设施、器材设备得不到及时维修、改造和更新，高质量的训练便得不到保证。
　　业余体校教练员工资福利普遍偏低，工作压力大，许多优秀教练员离开教练岗位，转行转业，离开本校、本地，投奔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社会就业压力大，许多非体育专业人员不断挤进基层体校，使体校行政管理人员与教练员比例严重失调；现职业余体校的教练员大多来自退役运动员，他们有一定的体育运动专项技术和训练指导能力，但文化理论水平偏低，知识结构单一，主动学习能力弱；有关部门对从业教练员培训不系统，缺乏高等教育或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以短期、大课为主，培训流于形式，使他们专业知识更新缓慢、训练水平停滞不前，不能满足现代体育运动科学训练的需要。教练员是支撑体校的基础骨干，体校没有高水平教练员，训练质量低，家长便不愿意将孩子送进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