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　旧中国时期的衡阳学校体育

杨永坦

　　一　晚清时期
　　清代书院造士、科举取士。衡阳书院除宋代所建石鼓书院、明代所建西湖书院外，又先后兴建了莲湖、东洲、船山、白沙、岳屏等书院。
　　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同年，衡州府改莲湖书院为衡清官立高等小学堂，石鼓书院为衡阳高等小学堂，岳屏书院为清泉官立小学堂。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６年）又举办南路师范学堂、衡清师范学堂、衡清官立中学堂。当时学堂均设有兵操课程，并规定了授课时数和简要的教材内容。
　　二　五四前后
　　辛亥革命后，民国推行新教育，以所划学区设立学校。衡阳为第三学区，设有第三师范、女师、甲种工业学校、中等学校等。私立学校先后有成章、道南、船山等学校以及岳屏、莲湖等小学。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思潮波澜壮阔。兴学以通民智，强身卫国，洗雪“东亚病夫”之耻，成为当务之急。一时间，衡阳的中小学如雨后春笋，先后又办起了县立师范、省立五中、六中，私立的有新民、大同、广湘、振新、广汇、含章、衡群、民生、豫立、达济、陶淑等学校。这时，学校的体育课开始从东洋兵式操练中走出来，进而开展了田径、球类、体操等项运动。这些运动项目从沿海大城市进入衡阳，并首先在衡阳美国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济医院和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堂合办的仁爱医院中开展，再逐步进入衡阳中小学校，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喜爱。
　　１９２１年６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将各级学校的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小学低年级称“唱游”课。这一时期，衡阳各中小学由争聘保定军校学生、留日生、退伍军官过渡到聘请师范和体专毕业的学生。当时在衡阳形成了以夏仲恭、陈文元、盛国俊、邓介中、王悠然、张述良、杨一南、朱恩奎等为主体的体育教师队伍。
[SITESERVER_PAGE]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我国去欧美留学学习体育的人，学成回国后，大多从事体育教育。他们培养体育师资，著书立说，对当时全国的体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衡阳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以王悠然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崇尚美国体育家威廉姆斯的学说，重视体育教育的精神作用，忽视增强体质；以盛国俊、杨一南、朱恩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本人擅长体育运动，较为重视增强体质与运动竞赛。他们认真教学，加强业余训练，甚至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组织培训学校运动代表队。特别是盛国俊、杨一南等人，深感中国体育基础薄弱，运动技术落后。他们教书育人，对有培养前途的运动员，关怀备至；对勤奋好学却家境贫困的学生，解囊相助。他们竭力倡导体育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并身体力行，以学校为阵地，辅导学校附近的机关、企业、居民中的青年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三　抗战前后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举国同仇敌忾。广大青年学生尤为义愤填膺。湖南省教育厅遵照中央法令，发布了《湖南各级学校抗日救国实施纲要》。纲要中提出了三点，严令各校实施：（１）小学及初中，注重童子军训练；（２）高中以上学校，加强军事训练，其办法另定之；（３）高中以上女校，注重看护训练。衡阳各中小学校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督促下，普遍实施了以上三点。
　　１９３２年湖南省主席何键在湖南设立国术馆，以后陆续在省内少部分市、县建立了国术馆，并将国术列入了中小学体育课。这一时期，衡阳的学校体育，有美国、德国的体育教学内容，也有我国传统的国术内容。三者交叉并存，推动了学校体育的向前发展。
　　当时衡阳各学校为了提高学校声誉，便在体育竞赛中争名次、夺锦标。为达此目的，学校对体育成绩好的学生给予种种优惠待遇，体育教师也着重于培训选手，以求在竞赛中夺魁。这样，当时曾一度出现了所谓“选手运动”的不良倾向，而且存在的时间较长，影响体育运动的普及，不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举起血腥屠刀，杀我同胞，掠我领土，夺我资源。民国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北方及沿海城市的学校和工商业者纷纷南迁。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长沙大火后，衡阳成为了西南各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民教育事业有了相应的发展。当时的一部分军界政界人物，由于种种原因也转而兴办教育。据统计：当时仅衡阳市区就有公、私立中学小学１５０所左右。
[SITESERVER_PAGE]　　大批知识分子南徙衡阳，各学校廉俸聘请上海、南京各院校体育专业毕业生执教体育。当时谋职者多，求职不易。已被聘教师为争取连聘，便拿出自己的绝招，从心理上征服学生。例如道南中学体育教师向少炎，擅长跳高。每当在一个新班上首节课时，他便让两个身高１．５米左右的学生站立沙坑边，头搁一横竿，然后他助跑起跳越竿，学生无不惊叹佩服！又如成章中学体育教师朱恩奎擅长足球，便在新生面前表演自己的足球技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基于上述原因，衡阳市当时的体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按体育教师专长而定教材取舍的偏向。同时衡阳当时还存在着收徒的实际情况。上述朱恩奎就将自己重点培养的优秀运动员称为“大徒弟”，一般培养对象称为“小徒弟”，并嘱咐学生尊自己为师傅。朱恩奎自１９２５年在衡阳成章中学任体育主任以来，前后２０余年，培养出了刘子智、陆科贤、龙建平、傅秀平等优秀体育教师。他注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语文、数学、英语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体育成绩再好也不准参加运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师范学院由蓝田迁至南岳。该院体育系科教授陈奎生等注意研究教材，强调拟订教学计划和课时计划，每堂课应分为准备、基本、结束三个阶段等，在衡山县各中等学校产生较大影响，使体育教学起了质的变化。后来这一影响也波及衡阳市各学校，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时期，衡阳各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也较为丰富多彩，星期天与节假日，各学校常常组织校际、班际竞赛。抗战后期，成章、道南、新民等学校虽已迁至衡阳乡下，但星期天体育教师带领球队凌晨出发，下午赶回，往返三四十里，仍坚持校际间的竞赛。
　　原载：《湖南体育史料》第九辑１９８８年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