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湖南体育现象持续发展的要素分析

　　（一）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２００４年８月３０日，雅典奥运会落幕。中国代表团中有湖南籍运动员１０人，仅获得１．５枚银牌，１枚铜牌，２个第４名，２个第７名和１个第８名，与４年前的悉尼奥运会独揽７金形成强烈的反差。
　　从１９８３年第５届全运会到２００１年第９届全运会，湖南体育竞技成绩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的排位从第２５位跃升到第７位。之所以在全运会上持续实现“位置前移”，在悉尼奥运会上能获得超过许多体育强省位居全国第一的成绩，关键得益于湖南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在刀刃上，根据与奥运项目接轨，尽快走向世界的原则，通过优先发展体操等１２个适合湖南人体形、体能的项目，努力造就精品项目中的精品后备人才。
　　湖南省体育竞技成绩跃居全国各省市前列起始于１９９０年第１１届亚运会。该届运动会于当年９月底至１０月初在北京举行，湖南抓住这个机遇来锻炼自己的队伍显示自己的竞技体育实力，共有２２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１１个项目的比赛，结果共夺得３９个名次，包括２３枚金牌、８枚银牌、５枚铜牌，所获金牌数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第７位。这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开门红”使湖南竞技体育在往后的整整十年内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到１９９７年第８届全国运动会，湖南代表团共获包括１７．５枚金牌、１１枚银牌、１２．５枚铜牌在内的８６个名次，金牌数居全国各省市第８位。此时，正是湖南实施“金牌战略”的第１２年，是第３个全运会周期，产生了在第８届全运会上获得金牌的正处于竞技体育生涯黄金时期的熊倪、龚智超、李小鹏、刘璇、杨霞等为代表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于两年后在２０００年在奥运会上一举夺取得７枚金牌，在２００１年第９届全运会上又均获金牌而归，铸造了湖南竞技体育前所未有的世纪性辉煌。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湖南省在培养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支持。当湖南竞技体育的辉煌出现之后，创造了这个辉煌的顶尖级人物的竞技体育生涯也随之相继结束。雅典奥运会，只有李小鹏和另一位悉尼奥运会的悲剧人物乐茂盛出席，其他８人均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湖南竞技体育实力在雅典奥运会明显呈“强弩之末”趋势。而此时，各省市区竞相实施“精品工程”战略，我国竞技体育整体综合实力正在迅速提高。对湘籍奥运选手而言，这种提高铸造了奥运夺金路上更多更强的竞争对手。结果，湖南籍选手在雅典奥运会上并非战败在外国运动员阵前，而是在与国内高手的较量中功亏一篑。首先，较有希望的女子举重４８公斤级选手王明娟在选拔赛中被辽宁李卓拉下了马，未能进入奥运会赛场；进入奥运赛场的乐茂盛，战败在中国福建选手石智勇杠下；女子羽毛球混合双打黄穗与湖北高凌配合，高凌前日已为中国代表团拼下混双金牌，女子双打又是两对中国选手决赛，中国代表团实际上已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谁胜谁负无关大局，而高凌体力尚未恢复，实际上是湖南黄穗一个人驾着独轮车在拼杀，结果败于广东选手张洁雯、杨维拍下；李小鹏则是失利于内外交织的精神压力，背着沉重的“心理包袱”上场，其成功因素几乎等于零。
[SITESERVER_PAGE]　　“体育湘军”雅典失利，根本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后备军。
　　其实，就在湘籍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创造辉煌的前后，湖南体育的决策者们就开始筹划起８年后的更大理想，“０８工程”和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先后出台。
　　２００１年，熊倪、唐九红等一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走上了领导岗位。此举不仅只是在全国体育界引起广泛关注，其更重要意义则在于优秀体育明星的精神、道德、技艺能够得以延续。实践表明，优秀运动员走上领导岗位后，对于湖南体育精品战略思想的贯彻实施，吸引更多的有体育发展潜质的青少年加入到体育训练队伍中来，起到了积极的牵引作用。
　　２００２年，湖南省通过省九运会的选拔，集中３００名优秀苗子进行了大规模集训和培养，争取在经过６年的系统训练后，使更多的三湘健儿拼搏在奥运赛场为国争光。
　　２００３年，由湖南承办的第５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长沙及周边城市举行；“东道主不一定拿第一”成为湖南省体育局的办会指导思想，并以此印证了“五城会”的举办宗旨：“城运之星，奔向２００８”。培养苗子，选拔明星，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作贡献，成为“五城会”的核心贡献和最高追求。
　　２００４年，湖南省体育局按照“０８工程”和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积极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做好迎战奥运会的工作，先后投入资金修建了激流回旋场地和添置羽毛球训练设施。湖南省新增的３４所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正式挂牌，其中１０所通过国家体育总局验收合格成为国家奥林匹克人才基地。湖南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进入了全新发展轨道，在校培训人数接近２万人。
　　人事制度改革也积极进行。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湖南省体育局推行了全员聘用制，打破“大锅饭”，实施新的分配制度，实行固定工资与活工资部分“捆绑”，拉开档次，按绩付酬；在湖南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一条龙管理体制的经验上，湖南省体育局所属的各项运动队逐步向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过渡，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一条龙”体制，调整项目布局；针对教练员人才不足的困难，湖南省体育局一方面自身积极引进游泳和田径教练员人才，同时还鼓励市、州积极引进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并为此制订了专门政策：经省局审核认可，市、州引进的特别优秀的高水平教练员的经费由省体育局负担。
[SITESERVER_PAGE]　　但是，悉尼奥运会前后开始实施的湖南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遭遇雅典奥运会时“轮空”了，直到雅典奥运会结束后的第１０届全运会上才发挥作用。
　　湖南省在第１０届全运会上共获得１３枚金牌，其中除以龚智超领衔获得的蝉联３届全运会的女子羽毛球团体冠军以及/<表述不规范>李小鹏夺得的跳马和双杠两项冠军外，其余１０枚金牌全部为新秀所获。在该届全运会上，“体育湘军”新老搭配，在体操、举重两个项目上各获得３枚金牌，羽毛球项目获得２金２银，继续巩固了传统精品项目的团队优势。可喜的是，仰泳、双人跳水、射击、女子摔跤和柔道等项目也获金而归。廖雅丽在女子２００米仰泳上夺冠的成绩，目前放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较高的水平。湖南省水利资源十分丰富，极富游泳条件，但有史以来没有在全国运动会上获取过游泳项目金牌，廖雅丽所获金牌，在湖南游泳史上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韩冰以９．９２５分获得平衡木冠军，这个分数是十运会体操所有项目中的最高分；蒋李双／刘贺瑞摘金的女子１０米高台双人跳水，弥补了自熊倪退役后湖南跳水出现的断层；杨炼、李萍、李丽滢打破世界纪录夺冠的举重成绩，有可能使她们未来几年在各自的项目上形成优势；熊美丽获得的女子步枪３Ｘ２０射击冠军使湖南射击沉默了１８年后出现新的曙光。熊美丽是来自桑植县山区的１９岁姑娘，她在资格赛中打出了５９０环的好成绩，超过第２名６环：在决赛中保持着良好心现状态，１０发子弹都超过了９．５环，其中有５发在１０环以上，第９发高达１０．６环，最后一发打了９．９环．其含金量、心理状态均属上乘。
　　然而，“十运会”上出现的湖南体育竞技新秀仍然是部分项目中的“个别现象”，尚未形成群体项目中的群体现象，“后备人才匮乏”这个一直困扰体育界人士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了保证“湖南体育现象”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体育后备人才选拔、培养、输送、提高直至退役就业安置的系统性机制。要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列入政府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要认真制订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规划和措施，并将其列入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足够的场地设施和资金，配备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保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正常进行；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当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列入自己的教学计划之内，每个县（包括县级市、区）都应当举办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目标的业余体校，并列入九年制义务教育序列；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学，要利用自己师资与场地设施优势，开办传统项目业余训练，积极培养和发现体育后备人才；市一级应当开办体育后备人才培训基地，有重点地抓好几个或多个项目的后备人才培训与提高。省里的各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当根据全运会和奥运会周期需要，制订长期的梯级衔接的后备人才培训规划，并把培训任务分解到相关训练单位（包括市县重点体育学校），使后备人才成为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不断涌现，不断提高。应当制订可行政策，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投资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对培养后备人才有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对于后备人才输送和流动应当制订可行的符合实际的政策。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每个市、州建设几项或多项能在全运会或奥运会上夺牌拿分的“精品项目”，部分县也有能在全运会上夺牌拿分的“精品项目”，并使之形成传统。这样，体育后备人才便能一茬一茬地成长起来，“湖南体育现象”便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饥饿”现象。

[SITESERVER_PAGE]　　（二）巩固精品项目，发展潜优势项目
　　通过第１０届全运会实战，使湖南竞技体育较好地接受了新老交替的检验，更使湖南看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和在今后的竞争中可能出现的“危机”。
　　首先，湖南竞技体育的夺金点不多，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湖南省一贯实施以金牌为重点的“精品工程”战略，但在本届全运会上，湖南保持夺金的仅有举重、羽毛球、体操３个重点项目和男子柔道、女子摔跤项目，新增加的只有游泳（含跳水）、射击项目。而且，每个夺金项目均没有绝对实力。
　　第二，湖南参赛项目大少。第１０届全运会共设３２个大项，３５７个小项，共产生３７０枚金牌。湖南只参加了１６个大项（占５０％）、１２０个小项（占３３．６％），也就是说，湖南只能在１／３的阵地上与各省市抗争，其余２／３的阵地则在比赛之前便已完全失去。
　　第三，后劲严重乏力。湖南在第１０届全运会上尽管获取了１３枚金牌，列赛会成绩（不含奥运会带入成绩）第１０位，但按奥运成绩在内的总成绩计算却排列在第１３位，且所获奖牌数仅３３枚，排到了第１５位，所获总分为６７９．５分，也排在了第１５位。而在上届全运会上仅决于湖南的浙江省所获金牌数为２９枚，是湖南的２２３％，排第６位，奖牌数为６１枚，是湖南的１８５％，排第７位，总分数为１２９１分，是湖南省的１９０％，排第８位。在上届全运会上落后于湖南的福建省，所获金牌１７枚比湖南多４枚，排第８位；奖牌为４３枚，比湖南多１０枚，排第９位；总分１０６３．５分，比湖南多３８４分，是湖南的１５６．５％。近年来竞技体育比较后进的四川省，虽然只获得１２枚金牌，却紧追湖南之后，且其获得奖牌４８枚，是湖南的１４５％多，所获总分为１３２６．２５分，高居总分榜第７位，是湖南的１９５％，几乎是湖南的２倍之多。总分与奖牌总数，能比较全面地衡量一个地区体育竞技的整体水平，所获奖牌与总分多，说明其实力基础深厚。湖南省所获奖牌及总分与外省市的差距，充分说明自己后劲乏力，竞技体育在全国的十强地位岌岌可危。
　　运动训练学研究表明，分析判断一个国家、地区竞技体育的总体实力，不能单算获得的金牌数，还要计算奖牌数和进前８名的总体实力。
　　国家或地区的体育竞技实力是通过参加重大比赛而表现出来的。人们常用金牌数、奖牌数以及总分数３个指标来评价和比较重大国际赛事中参与国（地区）的竞技实力。金牌数与奖牌数及得分数有着密切相关。金牌数集中地反映着参赛地区顶级运动员的数量；奖牌数和前８名总分名次反映出参赛地区的优秀运动员的厚度。因此，前３名奖牌总数与前８名总分数反映着参赛地区的总体竞技实力。
　　湖南省在第７届、第８届、第９届全运会上按金牌榜排名顺序，分别位于第９、８、７名。依总分排序，分别为第１２、１０、１１名。准确划定湖南省竞技体育实力在第７届、第８届、第９届全运会上的位置应是：金牌进入全国的中游，而总体竞技实力则居中下游。
　　湖南省在全运会夺取金牌的项目分布较窄。在最近几届全运会上获得的金牌主要集中在技能表现类项群和技能隔网对抗类项群，如体操、跳水、羽毛球、网球等少数几个体育运动项目。而在体能主导类项群（１３２个小项）及同场对抗性项目中，湖南省夺金实力较弱，仅仅在举重，田径、摔跤等少数几个项目中夺得过金牌。而这类项目在全运会赛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极大地妨碍了湖南省竞技体育向“第一集团军”位置前进的步伐。湖南省要在今后的全运会上再创辉煌，不仅要巩固突出自己的体操、跳水、羽毛球等强项，而且还应在体能主导项群（计１３２个小项），如田径、游泳、举重、赛艇、皮划艇等项目上挖掘潜力，培养更多的可参与金牌争夺的优秀运动员。同时，在其他项群上也应具有力争奖牌的实力。
[SITESERVER_PAGE]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和大批优秀运动员退役，湖南省的优势项目，应根据奥运战略、历史成绩、教练员队伍、后备队伍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调整项目设置，提出新时期的湖南省体育发展战略决策。
　　湖南省地处丘陵地区，有湘、资、沅、澧丰富的水资源；具有较好的体育场（馆）；湖南人的身材比较矮小，但身体素质较好，尤其在力量、灵巧性方面。不同的地域和遗传学特点以及历史传统，为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开展多种运动项目的良好条件。目前，湖南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与沿诲发达省（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湖南省要按照奥运战略和实际情况，依不同的地域和历史传统分别重点发展适合于各地的竞技项目。各地对自己的重点项目，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力，在羽毛球、体操、举重、跳水等优势项目上重点发展，保持这些项目在全国甚至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同时，要大力扩展潜优势项目，如田径、游泳、摔跤、柔道、射击、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和激流回旋）。
　　训练学研究表明，同一个项群中各个运动项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运动员的竞技能力与运动成绩的决定因素相同，负荷的内容及运动量和强度、训练的方法及手段也都大同小异。同项群的优势项目发展可以扩展和带动相关若干个项目。湖南省在表现难美类项群中体操是一个重点项目。体操项目的训练理论与方法，可为蹦床、艺术体操、武术等项目发展借鉴与移植。同理，技能隔网类项群也是湖南省竞技体育的“精品工程”项目，如羽毛球，可将同项群中的网球、乒乓球等项目都列为湖南省的重点项目之中。这样，不需更多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可以扩大湖南竞技体育“精品工程”项目的队伍构成。
　　在全运会和奥运会赛事中，体能主导类项目占有重要地位（１／３）。从全运会和奥运会金牌大户的分布情况分析，他们在体能主导类，如田径、游泳、举重、赛艇、皮划艇等项目上都具有很强的夺金实力，至少在１０枚以上。“得田径游泳者得天下”，在湖南省竞技体育历史上，田径的投掷、跨栏、短跑项目，举重的小级别项目均获得过好成绩，积累了成功的训练比赛经验。如杨霞的奥运会冠军，于文革的铁饼全运会冠军，张连标的标枪亚洲冠军、宋英兰的女子４００米栏全运会冠军、邹四新的三级跳远全国冠军等等。他们成功的训练比赛经验，为体能主导类项目作为湖南省在全运会夺金的项目提供了设项决策的实践和理论依据。

[SITESERVER_PAGE]　　（三）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发展竞技体育
　　现阶段体育发展的重点在城市，随着城镇区域建设的进一步扩大和城市基本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的体育重心位置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国家统计局根据２００４年快报数据统计发布的百强城市信息显示，我国已有７８个城市ＧＤＰ超过２００亿元，其中２３个城市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亿元。这２３个城市是：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大庆、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济南、青岛、淄博、武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重庆和成都。百强城市前１０位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大连、南京、杭州、沈阳、哈尔滨。统计显示，百强城市市区人口总数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５６．７％；行政区域面积占３５．５％；ＧＤＰ占８０．６％；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占８７．２％；固定资产投资占８０．１％；专业技术人员占７７．９５％。在百强城市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城市为６１个，中部地区２２个，西部地区１７个。特别是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密集区集中了５３个百强城市。上述２３个ＧＤＰ过１０００亿元的城市，均是我国体育最为发展的城市，而列百强城市前１０位的城市，则均是全运会上成绩位列前十强的城市或十强省的省会城市及十强省的重点城市。
　　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必然结果和主要标志。１９９５年世界城镇化率平均水平已经达到４５．２％。到１９９８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３０．４％，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湖南城镇化率仅为２５．９％。随着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城市人口比例在３０％以下，是城市化初级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人口比例在３０％－７０％之间，是城市化进程加快阶段，尤以城市化度在５０％前后发展最快；城市人口超过７０％，城市化速度趋缓以至停止。据湖南省统计局统计，２００４年，湖南省城镇化率为３５．５％，比１９９８年上升９．６％，平均每年递增１．３７％，且呈逐年加快趋势，２００５年就比上年提高了２％。根据湖南省城镇化发展总体目标，“十一五”期间，全省以提质扩容和安居乐业为目标，以城市群发展为主体形态，做优做强大城市，做大做活中小城市，做精做美小城镇，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消除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力争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增长达到１．６％。至２０１０年，构建由１个２００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长沙）、２个１００－２００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衡阳、株洲）、６个５０－１００万人口的大城市（湘潭、岳阳、常德、邵阳、永州、益阳）、１４个２０－５０万人口的中等城市、１５个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和６０个县城及１０００个小城镇有机组成的城镇结构网络体系；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５％，城镇人口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左右。其中长株潭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５７％；环洞庭湖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２％；湘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０％；湘中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５％；湘西地区城镇化水平达到３６％。为加快城镇化建设，湖南正在加快培育长沙、株洲、湘潭为龙头的长株潭核心增长极，大力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的综合功能，“十一五”期间，该地区ＧＤＰ占全省总量达到４０％以上；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切实落实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突出县城和中心城镇对县域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快湘西地区城镇建设步伐，增强城镇的产业支撑能力。
[SITESERVER_PAGE]　　以“提质扩容”和“安居乐业”为目标的城镇化建设，为体育发展带来了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湖南在未来的竞技体育发展中，仍然应坚持以城市为重点，以大城市为中心。要通过持续努力，逐步完备大中城市的体育设施和管理机构；要支持各市州县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逐步实现市州建设１－２项在奥运会和全国运动会上有夺牌实力的强势项目，经济发达的县市区和体育先进县市区建设有在全国领先的项目。各城市应当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实行“超级瞄准”策略，县级瞄准全运会，市级瞄准奥运会；县里出佳品，市里出成品，省里出精品，送国家队培养成极品，加快优秀运动员的成材速度。市里要培养出能在全运会、奥运会上拿前３名成绩的运动员，各市、州都建设１－２个精品项目，就像安化、益阳的羽毛球、永州的举重一样。

　　（四）提高农民的体育意识，扩大体育支持度
　　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其他产业人口的增加。按照湖南省政府到２０１０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４５％的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举措，届时全省人口将为７１００万，全省的城镇常住人口将达到２８２０万～３０００万。
　　然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农村化率依然占据很大比例。一个省特别是湖南这样的传统农业大省，其人口的大多数依然在农村。城镇化率提高以后，大中城市仍然是少数（共２３个），更大规模更多数量的城镇是县城（６０个）及较大规模的小城镇（１０００个）。县城和小城镇是大多数人口的集聚地。况且，因城镇化建设而增加的城市人口，都是由农村人口集聚而来的。因此，农村依然是具有巨大体育发展潜力的区域。农村人口的体育意识，农村体育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影响湖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湖南农村基层体育现状不容乐观。县市区体育机构的人员配备不适应体育事业发展，文化素质低，专业水平差。据２００５年统计，初中及小学文化者达到５２．０７％，学体育专业者只占１７．８１％。体育事业经费欠缺，县市体育部门几乎都是“负债”运行，除了工资之外，其他经费都靠“创收”解决，一年四季为“谋生”奔波，无精力从事体育发展工作；场地设施缺乏，任意改变体育场地设施及体育用地用途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制止乏力；《体育法》及国务院《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在基层无约束力，违犯《体育法》行为严重；县市区业余训练条件差；“全民健身计划”在农村没有影响，知晓度低；边远乡镇及贫困农村学校几乎没有开展体育活动；在一些地方，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国民体质监测制度没有推行。农村体育滞后，从长远看，直接影响了国民体质的整体提高；从当务之计看，则直接影响着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体育意识的提高，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体育整体发展速度。
[SITESERVER_PAGE]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独生子女率的提高，在笃信“学优登仕”“仕优而利”的湖南，更多的家长首先会选择自己的独生子女去读书追求高考升学，只有极少数家长愿意将自己读书成绩不佳的子女送到体育队伍来，以求另辟捷径走上成功之路。城市子女喜欢的体育项目大多属于展示技巧与健美型项目，如体操、艺术体操、网球、游泳等；大多数力量型项目，如举重、柔道、摔跤、田径等项目的后备人才，大都来自农村子弟。他们进入体育队伍，并不是其家长有很高的体育意识，而是在其求学无门、求业无路的困难情况下才投身到体育队伍中来。在一些设有体育业余训练机构的县市区，只有极少数少年儿童有可能获得体育业余训练的机会，成为“体育毛坯”，而大多数少年儿童生活在没有体育业余训练机构的地方，在当前条件下，是没有可能获得体育业余训练机会的，他们是体育的“原坯”。随着中央“富农”政策的深入贯彻，农村经济文化将会得到迅速发展，企求通过体育途径寻找受业谋生门路的观念将会逐步淡薄，农村子弟只有在其家长和周围环境的体育意识真正提高、体育业余训练条件随时具备的情况下才会投身体育事业，目前农村体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必将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扎扎实实地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加大农村的体育支持力度，改变目前农村体育落后现象，提高农民的体育健身观念和体育意识，以此来提高全省人民的体育认识水平，使体育发展获得更多的支持率。

　　（五）加大对体育的投入
　　经验告诉人们，在—段时期内竞技体育发展速度可以超越经济社会发展同比速度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即所谓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体育某个项目的竞技水平可以超越其经济发展的同比地位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地位。这种以个体与总体相类比的统计方法，严格说来是不科学的。体育竞技运动中的某个或几个项目技术水平的超常规发展是一种暂时现象，局部现象。在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或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出现几个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几项领先的技术，不能因此断言这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体育整体水平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严格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制约。现代竞技体育已经进入了“高投入、高科技、高速度”的新时期，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竞技体育是不可能持续地快速发展的。在第９届全国运动会上位居前６名“第一军团”的省市有５个省市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另一个则是首都北京。第１０届全国运动会位居前１０名的单位，除了解放军和享受冬季运动会特殊政策的黑龙江省及北京市外，其余７个单位全部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也就是说，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体育竞技水平全部进入全国十强；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体育竞技成绩则排在第１０－２０位之间；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体育竞技成绩则差不多均排列在２０名以后。湖南地处中部，“东张西望”“不东不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全国中游水平，２００４年人均ＧＤＰ居全国第１９位，排在新疆、内蒙古、山西等省区之后。湖南省委、省政府对体育事业投入不断加大，但苦于经济实力不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要办的事情太多，对体育的投入便与一些经济强省体育大省相比差距较大。近年来，天津、浙江、福建、黑龙江等省经济发展长足进步，２００４年上述四省市人均ＧＤＰ分别达到了全国第３位、第４位、第７位和第１０位，竞技体育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第１０届全国运动会上，这四省所获金牌数分别排在全国第１０位、第６位、第８位和第９位。受经费投入等因素的制约，湖南竞技体育难以规模扩大，制约体育发展的消极因素越来越突出，与体育发达省市在整体竞争实力上的差距正在拉大。由此而引发的“并发症”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SITESERVER_PAGE]　　其一，运动员、教练员流失严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尖锐。反映到体育战线，就是人才因利益关系而流动日趋频繁。近年来，湖南省一批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纷纷离湘出外，削弱了湖南省竞技体育发展的技术力量，增强了对手的实力。如奥运冠军陆莉的教练员去了广西；刘璇的教练员去了澳大利亚；当今世界网坛十分走红的“中国网坛一姐”彭帅，当年由湖南省队教练员以几十万元“出让”，教练员自己也随即离去；女子跨栏名将冯云、男子短跑新秀王梁宇、举重名将李宏利也都是由湖南转到外省去的。另外，由于湖南经济条件差，教练员待遇不高，很难吸引优秀教练员进来。优秀教练员缺乏，优秀运动员自然很难产生。一方面是走出去的多，另一方面是引进来的少，双重夹击，使得湖南竞技体育发展举步维艰。强将手下无弱兵。一支运动队、一名运动员能否成长为优秀队伍、优秀人才，取决于教练员整体素质和专项技术水平的高低。目前，湖南省各体育运动队教练员队伍力量薄弱，无论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科研理论结构或实践经验结构及技术衔接结构，均不适应迅速发展、竞争激烈的竞技体育形势。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建立并巩固一支高水平教练员队伍，是湖南竞技体育继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其二，后备人才“外溢”。竞技体育人才新陈代谢十分迅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关系竞技体育的“生死存亡”。目前，湖南省各级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或中学的在训体育后备人才约有２万人，可称“后备人才，源源不断”。但由于省队编制规模有限，每年进入省优秀运动队的后备人才只在１００人左右，大批后备人才无法进入本省专业队而纷纷“外溢”；而本省运动队由于缺乏新鲜血液的及时补充显得缺乏生气。这种十分明显的“水桶效应”现象，为后备人才无序“外溢”打开了缺口。处于“吃饭财政”尴尬境地的湖南各级财政，来不及对各级体育业余训练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苗子“出口”便成为各级体育业余训练单位的“重要财源”之一，当省队需要量有限时，这些训练单位便谋求将苗子“转手”到愿意出高价钱的外省去。后备人才进入了外省，获得了系统训练，到了全运会回过头来打“家乡人”，形成“湘人打湘军”的痛苦局面。于是，有关部门便采取了强制手段遏制“人才外流”。体育后备人才不能适时流通，便使体育业余训练单位变成了“静水”，更有甚者可能变成“死水”，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办业余体育训练的积极性，体育后备人才的来源便会相对减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不活，渠水便浑浊。而开通渠道，靠的是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SITESERVER_PAGE]　　其三，运动队“扩容”艰难。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湖南竞技体育无法规模扩展，只能将“有限的经费”用于“女、小、轻、巧、水”少数项目上，深受群众喜爱的球类等集体项目不得不先后下马“走向社会”，仅剩下水球一项。其实，历史上湖南的球类项目与全国各省市区相比，并不显得很落后。男子足球曾经于１９７３年获得全国足球联赛第６名，在第３届、第４届全运会上列第６和第１２名。女子足球队于１９８４年１月成立，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上分获第５、第６名。湖南女子排球队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分别夺得全国排球甲级联赛第６、第７名，连续５年跻身于全国甲级队行列。湖南男子排球队曾在１９７４年全国排球联赛中获第４名，第３届全运会上位居第１１名。湖南乒乓球队曾经是全国优秀运动队之一，第４届全运会上，男子双打廖福民／黄坚果获冠军，混双廖福民／王丽君获第３名；１９８０年，湖南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进入全国甲级队行列，在该年度等级赛中湖南队分获女子双打第２、单打第３名；第５届全运会上，获女双第５名；男队获１９８９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团体第６名。湖南垒球队于１９８２年获全国垒球联赛冠军，在以后５年中一直成为“全国三强”之一。据１９８４年全国比赛现场数据统计，湖南垒球队个人最高安打率为３３．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此外，湖南的航海模型、摩托艇、滑水等项目曾经都有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的历史。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湖南只能采取“保重点”“保单项”的策略，集体项目都被“忍痛割爱”，在每届全运会上湖南几乎只能在１／３左右的项目阵地中与其他各省市区抗争，每次都“如履薄冰”。第７届全运会共设４３个项目，湖南只参加２０个项目；第８届全运会设２８个大项３１９个小项，湖南只参加１９个大项１９６个小项，只有１８个项目的１２４个小项有运动员进入决赛圈；第９届全运设３０个大项３４５个小项，湖南省只参加１９个大项的决赛；第１０届全运会共设３２个大项３５７个小项，湖南只参加１６大项１２０个小项，２３４名运动员参加决赛。与湖南处于相似水平的省份参加十运会决赛的规模要大得多：四川５３１名运动员参加１８０个小项，福建３５７名运动员参加１５３个小项，天津３４１名运动员参加１５０个小项，河南３４８名运动员参加１４８个小项，河北３４０名运动员参加１４５个小项。
　　从全国大局来讲，一个省（市、区）突出几个重点，抓出成绩，形成精品，对提高全国体育竞技水平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在目前全运会以总分和金牌排名次的体制下，湖南拥有的项目太少，只能在１／２甚至１／３的项目阵地上去与其他大面积参加的省市抗衡，自然只能屈居下风，经过努力也只能争取在前１０名的边缘上游离。企求进入更高的名次地位，除了牢靠地抓住金牌成功率这根“命根子”外，只能加大投入，扩展项目，扩展竞争阵地。
[SITESERVER_PAGE]　　在现阶段，政府投入仍然是体育发展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政府要切实按照《体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对体育事业的投入，确保体育事业经费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增加，确保竞技体育重点项目经费和后备人才培养经费得到满足。除了政府投入外，要扩大体育彩票发行额度，并使体育彩票收益金全部用于体育事业的发展。要制订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团体、公民投资和资助体育事业，鼓励私有资产进入体育经营领域，发展民营体育产业，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向体育事业发展流动。

　　（六）加强法规约束作用
　　我国体育发展实行的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竞技体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在近阶段，竞技体育最大的事情，便是实施奥运战略。这是我国包括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各个层次在内的竞技体育的总体战略。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回报和最大利益，是国家和地方的共同战略。但是，由于经济基础和体育意识的制约，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将体育发展特别是实施奥运争光计划提高到“举国体制”上来认识。像湖南这样的经济不太发达的中部省份，体育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必须通过计划的引导作用与法规的约束作用相结合，促使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
　　２００２年９月，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联合提出了《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意见》，对发展湖南体育，全面地提出了要求，系统地提出了措施；２００６年１月，湖南省政府在《十一五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有重点地发展竞技体育”；２００６年２月，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随后不久，湖南省体育局出台了《湖南省十一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１／３；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拿２～３枚金牌；２００９年第１１届全运会保十强：体育人口是湖南体育现象延续与再现的社会基础；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是湖南体育现象延续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在第１１届全运会上“保十强”则是湖南体育现象延续与存在的具体标志。这是一个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高标准指标。
[SITESERVER_PAGE]　　一个省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经济、文化素质及体育健身意识差异悬殊，要保持有１／３的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口基数的增加是绝对的，体育人口的基数是游离的、变化的、相对的。湖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５‰，每年约增加３４万～３５万人。人口基数的增加使体育人口的比例每天都在降低。而且，体育人口的增加受多种因素制约，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决定的。因此，体育人口的增加，不可能像总人口增加那样，下一年一定能在上一年的基础上上升多少。
　　因此，要保持有１／３的人口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不懈的工作。但是，人民群众没有体育运动的实践，便很难具备对体育的深刻理解，很难建立对体育的深厚感情。企求对体育不理解对体育无感情的人去支持体育事业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保持总人口中的１／３的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是保证“湖南体育现象”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
　　《湖南省十一五体育发展规划》中的另一项指标是竞技体育实力增强。并且提出了两项具体指标：一是在第１１届全运会上保十强，二是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拿２～３枚金牌。
　　为了在第１１届全运会上“巩固十强”，“体育湘军”实力必须比参加第１０届全运会增强。首先必须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上获取好成绩，争取２～３枚金牌；在第１１届全运会上，所获金牌不少于第１０届全运会（第１０届全运会湖南代表团获金牌１３枚），两者相加争取达到１８～２０枚金牌（奥运会所获金牌数以１：２的倍数计入全运会），争取在“十强”中获取自己的地位。
　　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３２枚金牌，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我国是东道主，预计中国代表团所获金牌总数将在４０枚上下，以１：２的倍数带入第１１届全运会便成了８０枚金牌。这些金牌大多数将散落在位居前十名的各省市区，对夺金面相对较窄的湖南来说，其地位受到很大威胁。湖南夺金的重点项目是体操、举重、羽毛球、跳水、射击、摔跤、柔道、游泳、田径这９大项目的部分小项目，重点运动员则是十运会上夺金的几位选手和可能冒出来的“黑马”，绝对把握的夺金点谁也无法确定。因此，必须动员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力量来支持体育的发展。这种动员，靠规划和计划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法律法规的力量。
[SITESERVER_PAGE]　　规划是内部“规矩”，其执行人员的意识程度决定着执行规划的“自觉性”程度，“自觉性”程度决定着规划的落实程度。法律法规性文件则具有某种强制性，较之于规划更具有“刚性”。为了保证湖南体育现象持续发展，必须借助法规性文件的刚性作用对相关力量进行约束，通过法规的力量，使湖南体育现象延续的“条件”得到“刚化”。
　　党委、政府以及体育行政部门的文件、计划、规划，对提高体育的地位，提高全社会的体育意识，唤起各级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重视，指导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党委和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文件，对于社会来说，是“软着陆”，其产生的效果与各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决策态度及执行部门的工作态度成正比。在法制不断完善的社会状况下，发展体育事业最终取决于法规。但是，全国性的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务院《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似乎又离老百姓太远，与他们的具体生活关系不甚密切；而对于各级行政部门来说，这些行政法规对他们产生的约束力并不太大，在许多地方出现的违犯《体育法》行为，都因为其“违法不犯罪”而缺乏应有的惩治手段。因此，在党委和政府作出发展体育事业的指示和规划后，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上位法”制订具体的法规，无疑对体育的发展将起到“刚性”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经湖南省第１０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５次会议通过，正式发布了《湖南省全民体育健身条例》；２００６年２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南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条例》列入本年度立法。这份《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奥运争光计划，组织制订本地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施方案，提供资金、场地、物质和人才保障，鼓励、引导青少年儿童参加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活动，推动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规定“青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是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专项运动技能的体育特色学校，应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举办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鼓励高等院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为体育后备人才提供升学、深造渠道，并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场地设施等物质保障和人才合法有序交流及相关法律责任均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我国法律法规建设中，体育法规的立法、执法一直是薄弱环节，要着手针对体育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全面的法规建设，真正使体育发展走上依法办事的轨道。法规制订颁布之后，要及时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机制，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