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正月初四，是龙冬梅和黄雪红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天，人们还沉浸在传统春节的喜庆之中，孩子们坐在火炉边把全身烤得热乎乎的，吃着糖果，享受着浓浓的亲情。而１３岁的龙冬梅和黄雪红，则要踏上西去的征程。
她们还是孩子，还是弱不禁风的女孩子，但为了心中的那个洁白的羽毛，她们必须西去，必须离开父母，必须离开家乡。其实，她们已经取得过相当不俗的成绩，在省里和国家的比赛中都拿过好的名次，她们又何尝不想留在家乡，留在省城长沙？但这里人才济济。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让她们做出无奈的选择。没有进入省队的她们，是选择离开心爱的羽毛球，还是继续追寻这个洁白的梦想？安化人没有那么容易屈服，她们认定的事，就会执着地追寻到底，即便前面有艰难困苦，也不会轻易放弃。
正是凭着这种信念，龙冬梅和黄雪红选择了到贵州羽毛球队打球。
为何要选择贵州呢？
前不久，贵州女子羽毛球队教练杨代明老师，慕名来到了安化。他要组建一支羽毛球队伍，想到全国各地“淘”些好苗子，湖南的羽毛球起步较早，安化的羽毛球在全国有名气，搞得有声有色，这里当然是他的必来之地。杨智勇他们非常支持！杨代明在安化体育馆一连观察了两三天，看打球，看身材，看得入了迷。观察之后，杨代明一把抓了四个，即廖智纯、黄雪红、龙冬梅、袁亚丽。杨代明问杨智勇：“这四个都给我行不？”杨智勇想都没想，说：“想要多少，我送多少。”他知道，孩子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才能在羽毛球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必须鼓励更多的队员走出去，他必须想办法让更多的队员走出去。安化羽毛球的目标，瞄准的不仅仅是省内，更是全国。杨代明高兴极了！决定把廖智纯、黄雪红、龙冬梅、袁亚丽带走。廖智纯是第一个去贵州报到的，春节前就过去了；袁亚丽比她们晚一点。
当龙冬梅和黄雪红在各自父亲的陪伴下，乘船渡过安化的柘溪水库来到岸边的平口火车站时，她们的心中很不是滋味。要离开家乡了，离开父母了，能不思念吗？以前她们虽然也是住在羽校，但毕竟离家不远，想见父母随时都可以，到了贵州就不一样了，那么远，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山，只能思断肠啊！还有，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们不知道，自己的训练和生活将会如何，教练对自己好不好，生活习惯不习惯。
列车启动了，龙冬梅和黄雪红含着泪花，向家乡告别，向亲人告别！向水库的茫茫雾与水及岸边的重重大山告别！她们就是这山与水养育长大的。现在就要离开了，就让她们尽情地哭吧，虽然，她们还只是孩子，但这泪水，却是不屈与坚强的结晶。
她们要去远方，延续自己的梦想。十个多小时后，她们来到了贵阳。虽然那个时候的贵阳脏兮兮的，吵吵闹闹的，但不管怎么样，它是省会，是大城市，比小而贫穷的安化东坪要好得多。
她们在这里的训练情况可想而知，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为的就是出成绩，练就一身过硬的本事。她们起早贪黑，刻苦训练，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羽毛球的执着，甚至是把自己西行的委屈化作巨大的动力。很快，她们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贵州羽毛球队的骨干力量。
于是，羽毛球场上的“怪圈”出现了。在全国性的比赛中，经常出现湖南人打湖南人、安化妹子打安化妹子的局面。有人便对安化小有非议，又觉得无奈，这些孩子进不了本省的羽毛球队，总不能不让她们打羽毛球，限制她们寻求发展出路吧。安化妹子到外省去打羽毛球，也是为我国体育发展为我国羽毛球发展做贡献，说不定还能鞭策家乡羽毛球水平的提高呢！岂可非议呢？
廖智纯在贵州省队打到１９９０年进国家队，其间她获得过全国青少年赛女单冠军等诸多好的成绩，后来她又来到八一队，最后转业到公安系统。
与廖智纯一起拿过湖南省少儿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的黄雪红，也是勤学苦练，练就一身本事，代表贵州队征战全国，取得了不凡成绩。
龙冬梅在贵州省队训练了六年，虽然没有在全国大赛中取得好的成绩，但羽毛球水平得到全面发展，为她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袁亚丽，湘华机械厂子弟学校体育老师袁铁云的长女，到了贵州不久后，就凭借实力，打进了国家少年队，不仅征战大江南北，而且漂洋过海，征战世界各地。
谈起自己的孩子，袁铁云十分兴奋，他满脸荣光地搬出一大堆奖牌和荣誉证书。特别是谈到１９９１年全国青少年羽毛球赛双打冠军的争夺，更是兴奋得不行。６０多岁的人了，似乎自己当年就在场上打比赛一样，一边模仿着女儿扣球的动作，一边说着当时的情景。当时袁亚丽的踝关节可是受了伤啊，她是带伤和队员奋力迎战对手，决胜局从１平一直打到１３平。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袁铁云，望着女儿艰难地移动步伐，心里为她捏着一把汗，拳头捏得咯咯响。就在这时，一球飞来，袁亚丽咬着牙，跳了起来，奋力猛扣。一分定局，冠军到手。当时袁铁云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手舞足蹈起来。
通过努力，袁亚丽成为了运动健将；后来，她被株洲市政府作为姐妹才引进到了株洲工作；再后来，她开了一家阳光羽毛球馆，面向全市广大羽毛球爱好者开放，同时开办青少年特长班、爱好班，培养出许多优秀的羽毛球苗子。
龙冬梅她们到贵州三年后，陈林、贺胜华、袁亚玲等姐妹也来到了这里。陈林、贺胜华到的是贵州安顺体校，袁亚玲到的是贵阳市体校。不用说，当时他们的心情，与龙冬梅她们来贵州时的心情如出一辙：带着心酸，也带着希望；怀着惶惑，也怀着梦想。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们唯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以此来充实尚未进入青春的岁月。
去贵州之前，袁铁云的二女儿袁亚玲也是成绩了得：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获得益阳地区首届全民运动会１９７７年组羽毛球单打第二名，双打第一名；１９８８年８月份，获全省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双打第二名；１９８９年７月，获全省优秀羽毛球苗子调赛单打第一名，８月获全国业余体校羽毛球单打第六名；１９９０年２月，获全国少年优秀羽毛球苗子冬令营集训比赛女子单、双打第四名。来到贵阳体校后，袁亚玲也是成绩斐然：１９９２年８月，获贵州省运会女子羽毛球团体第一名、单打第一名、混双第三名，同年参加全国业余体校青少年大赛获羽毛球单打第三名，双打第三名。后来，袁亚玲在贵阳成家立业，当上了一所重点学校的体育老师。她已经把青春献给了羽毛球，也献给了贵州；她的一生，已经与祖国的西部建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贺胜华，在贵州安顺体校打了几年球后，他先到一所学校当了体校老师，后来当上了校长，现在在株洲市天元区当干部。
与他们相比，陈林的道路更为曲折，但曲折的道路从没有让这个倔强的安化妹子退缩与屈服。
文巨刚说，在安化体校时，陈林一直表现认真，勤奋进取，上升势头相当好。在小周期和大周期的技术动作和达标项目考核中，稳定在优秀级别上。技术动作动力定型准确、协调、灵活，获技评全国同龄组第二名，仅次于龚智超。
１９８９年冬，陈林和龚智超一起参加湖南省羽毛球队入队试训，龚智超选上，陈林却落选了。杨智勇便与厦门队教练刘晓珍联系，将她送到了厦门队。不久，她又转到了贵州队，后来又辗转来到了贵州安顺体校。在那里，她的水平算高的，在贵州的那两年，她不仅拿过贵州的团体冠军，还拿了单打、双打、混双的冠军。
大概打到１９９２年的时候，陈林感觉这样打可能难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准备读中专。恰在此时，当时还属于四川省一个地级市的重庆市要组建羽毛球队，正四处招纳人才。重庆的教练叫吴天恩，也是印尼回来的华侨，在培养青少年羽毛球运动技术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与文巨刚是挚友，经常有书信往来，互相探讨培养羽毛球苗子的问题。他曾经受国家体委群体司的委托到安化羽毛球学校做过专门考察，自然对安化的羽毛球训练很熟悉。如今要组建羽毛球队，吴天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化的文巨刚。
吴天恩问过陈林、贺胜华、袁亚玲等西行者，问他们愿不愿意到重庆去打球，面对再次背井离乡的残酷现实，最终只有陈林选择了继续西行。当时陈林的爸爸征求她的意见，是打球还是读书，如果读书，中专都已经联系好了；如果打球，还要吃更多的苦，并且前途未卜。陈林没有犹豫，说：“爸爸，我要打球，我喜欢羽毛球。”面对陈林的选择，贵州省和安顺地区体委都十分尊重，积极地帮助她，很快就把所有手续办妥了。
于是，陈林来到了山城重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几乎是孤军作战。
“龚智超已经进入国家队，并且打上主力了，我还在重庆的煤渣场地练球。但我从来没有放弃，我练得苦，作风也好，练得也好，赛场上更是顽强，即使打不赢人家，也要把人家咬住不放。”陈林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岁月，感慨地说。
在重庆的岁月里，陈林的羽毛球技术突飞猛进，成了重庆、四川的顶尖选手，这为她最后闯进国家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益阳市体育局，杨智勇局长提供给我们的“安化羽毛球运动学校历年输送省体工队、省体校名单”中，我们还看到其他小运动员西去或者南下、北上的身影：
彭杰，女，１９９０年，走进了厦门市羽毛球队的大门；
罗小平，女，１９９４年，走进了贵州省羽毛球队的大门；
张娟，女，１９９４年，走进了贵州省羽毛球队的大门……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共有１９２名选手参加羽毛球比赛，其中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输送的有１１名；在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湖南队的６名女将中，有３位是来自安化的。
而输送到全国各大院校的安化籍羽毛球运动员，更是一批批，一群群。
最后，从安化走出的一批批、一群群的羽毛球运动苗子，忠实地继承了他们故土安化县挺拔大山不屈不挠的坚毅秉性和逶迤资江奔流不息的顽强。站着，是不怕风吹雨打的树林；坐着，是坚韧不拔的大山；走着，是奔流不息的江河！
这是安化羽毛球园丁们辛苦耕耘的杰作！
是呵，不管是西行，还是南下，或是东进，以及北上，这些安化儿女都用坚韧和顽强，走出了一条路，一条同样精彩纷呈的路，一条同样可歌可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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